贫富悬殊大 百姓怨气深

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做了两件深得人心的大事，一是开放博彩业，引入竞争，使经济低迷多年的澳门，在短短的几年间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去年人均GDP首超香港，名列亚洲第三。二是迅速扭转社会治安，使澳门从回归前的恶劣治安环境，一下子成为世界治安最好的地区之一。两件大事的成功，使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随之空前提高，同时也有些飘飘然而自满懈怠起来。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快速变化，各种深层的社会问题逐渐浮现，有的已经开始恶化，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日趋严重，加剧了社会矛盾，加上政府内部管理出现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问题乏力，以致坊间怨声载道，怨气逐渐膨胀，要求建立公平、公义的呼声日益高涨。

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不力
    社会是各种矛盾和利益的交织体，各种矛盾既互相排斥又互为平衡。从社会功能上讲，政府因为是权力的执行机关，并掌握公共资源，理应充当社会利益的协调者、平衡者和分配者。但在澳门社会的急速转变过程中，政府的适应转变的能力明显跟不上，没有发挥好利益的协调和平衡的功用，表现在政府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方面不力，不能很好地实行利益分配，导致利益分配失衡。
    博彩业的强劲发展虽拉动个别行业的快速发展，然而大部分中小企业却失去了竞争力，要承受租金上扬、经营成本加重、人力资源短缺等多重压力，只好惨淡经营。政府面对这样的困局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口口声声说会帮助中小企业摆脱困难，但是几年时间过去了，依然没能拿出一个解决办法。
    澳门的失业率降至百分之三，几乎全民就业，然而在美丽的数据背后，却隐藏着可怕的危机，那就是贫富悬殊大和在职贫穷多的问题。由于个别行业超前发展，创造不少的高薪职位，拉动工资中位数大幅上升。据统计，现时本澳有三十万五千多的劳动人口中，有六万二千的劳力投身于博彩业，约占劳动人口比例的五分之一，而博彩业的收入中位数高达一万零九百元，远远超过其它行业。今年第一季度的工资中位数虽达七千七百多元，但这是个别行业拉动的结果。大部分劳工虽有工做，但因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差、年龄偏大，只能从事诸如制造业、清洁、大厦管理以及低技术性工作，收入偏低。九月一日起，政府虽推出清洁、保安的最低工资，但月薪也只有四千三百六十八元。据统计，现时仍有八万多的本地劳工的工资水平低于五千元，接近总劳动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加上每年的通胀和消费指数上升，不少人的生活素质不升反降。
    可以说，澳门已进入一个经济越发展而贫富悬殊越大的困局，倘若仍无力或不下决心解决这一困局，这颗定时炸弹发生爆炸是迟早的事。但到目前为止依然看不到政府能拿出一个可以缩小贫富悬殊和解决在职贫穷多的方案。对通胀也束手无策。对于民间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制订倾斜政策的诉求，政府也只是“挤牙膏”式应付。
    经济过快发展，外资大量涌入，对土地和楼宇的需求量激增，促使房地产业迅速升温，加上不合时宜的投资移民政策及外商炒作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楼价飙升，超出一般市民购买能力。由于政府不能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导致民间怨气大。最后，在民间的压力和强烈要求下，政府才被迫取消过时的投资移民政策，之后被炒高的楼价才稍稍有所回落。取消不合时宜的投资移民政策再次证明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水平低下。
    倍受争议的土地政策，时常招来贱价批地、黑箱作业和官商勾结的质疑，一直以来遭到坊间的非议，也是民间对政府最为不满的因素之一。然而当局不实行公开拍卖土地的理由是“担心”抬高楼价。可是颇具讽刺的是，楼价不但没因贱价批出而得到控制，反而是土地越贱价批出，楼价却越高，大资本家和某些政府官员从中进行利益输送和钱权交易，牟取暴利。世纪巨贪前工务运输司司长欧文龙就是贱价批地的典型人物，不排除还有漏网之鱼。也是迫于压力，政府才考虑完善土地批给制度，而立法会也成立了土地及公共批给制度临时委员会，并就土地批给制度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
    工人反对输入外劳，是担心外劳抢饭碗，失去工作；企业要求输入外劳，是因人力资源紧缺，有工无人做。但由于政府的输劳政策透明度倍受质疑，加上打击黑工不力，黑工充斥劳动市场，泛滥成灾，从而造成劳资双方的不信任感加重。而政府始终不能在反对和输入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不少劳工和中小企业对政府劳工局丧失信心。
    以上列举只是现时澳门相对集中的矛盾和问题，还有诸如法改、政制发展、公共房屋、环境保护、交通和城市规划等方面也是问题多多。但无论如何，社会矛盾只能理顺，不能抑制，民情只能疏通，不能围堵。政府不要回避问题和矛盾，要努力找出社会问题存在的根源和医治之良方，并平衡、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化解社会各种矛盾，建立公平、公义的社会，才可挽回市民的信心，才谈得上是以人为本的政府。

漠视民意 决策欠科学
    民意是构成民主政治和科学决策的主要元素，制订和出台政策离不开民意基础的支持。全方位地倾听各种声音和诉求，扩大公众参与的途径，是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也是制订政策的重要依据。
    现时，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许多政策和制度已明显跟不上社会的发展步伐，需要不断完善和修订。诸如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的调整、旧区重整法律的制订、劳工法的修订以及城市规划问题、人力资源政策、交通政策和房屋政策等等，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可是，政府的许多部门经常视民意为累赘，也无遵循民意的意念，使不少政策草草出台，缺乏民意基础，造成施政的重大失误。例如：被称为好大喜功的东亚运，正是缺乏民意基础和政策透明度，导致大量公共资源的浪费。塔石广场地下U型隧道的设计，也是迷信专家、缺乏民意的经典之作。
    只要是民意，是理性的、中肯的也好，是偏激的也罢，都要认真倾听并科学分析，这样才能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当局要汲取过往施政中的教训，切莫重蹈覆辙。政府要多提倡“小区参与”，加强多元小区系统的构建和咨询工作，广泛发动小区居民的参与，使新出台政策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意基础。只有新出台的政策有足够的民意基础，方能符合和维护最大多数居民的切身利益，才能减少社会矛盾和减轻社会震荡。否则，那种缺乏民意基础的政策，何来谈得上科学决策，更谈不上有利于建立公平社会。
    有一点值得赞扬，由于交通和住屋问题是与居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最近工务运输司推出的“要在四年内建立轻轨捷运系统”和“修订公共房屋相关法例”，并向公众咨询，这种做法甚值其它政府部门学习。且不说行政效率有多高，最重要的是能把群众放在“眼里”，也总算让群众感到对政府还有希望和信心。

官员素质偏低
贪污腐败严重
    澳门特区政府的公务员制度大都沿袭澳葡时代，属“小地方”式的政府管理模式，这本不是政府的错，是历史的原因。然而，澳门已回归快八年了，这种小“地方式”的政府管理文化模式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更谈不上与国际接轨，官场文化并没很大的改善，公务员队伍素质普遍偏低，就连不少官员也不求上进，谈不上是合格的公仆。
    官员的一些言论，常常丑态百出，大损公务人员的形象。如某一高官面对立法议员的提问，竟然是答非所问、语无伦次，令人哭笑不得。有某官委立法议员不赞成修订官员要申报个人资产的法例，即所谓的阳光法律，“重要”的理据竟然是澳门地方小、参政人不多，怕影响参政人。更为离谱的是，某一政府高官曾在一个关于建立廉洁政府的研讨会上发表“高见”，说什么“澳门的官员薪酬过低，难养廉”。这位高官发表言论的时候，一点不去考虑普通市民的感受，难道高官大人一月五万多元的薪酬还不算高。
    公务员队伍鱼目混珠，害群之马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官员贪赃枉法屡见不鲜。欧文龙这一世纪巨贪，是世界级的登峰造极人物；有博彩监督员居然有几十个住宅单位出租，富得“流油”，简直是不可思议；有劳工督察居然私自收受外劳贿赂，无人监管；有警队的公务员参与放高利贷和赌博的活动，知法犯法。

施政水平极亟待提高
    政府公共行政效率低下是出名的，常常令居民大失所望。零四年行政长官的《参选政纲》中强调，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承担，最终实现政府官员问责制度。零五年的施政报告再次提出，加快高官问责制是零六年政府施政的重点之一。零七年的施政报告又提出，政府将在零八年透过相关法律的完善和适当措施的订定，建立公务员问责制度。而最近政府公布的公共行政改革路线图中则提出，官员问责制度及决策能力的提升是改革的焦点。有立法议员曾质疑政府是否真心要建立问责制，批评政府不要再耍“拖”字诀手段。
    政府推出《2007-2009年度公共行政改革线图》，洋洋洒洒数万字，长篇大论，十足官样文章。然而仔细琢磨通篇线路图，只觉得是在空谈理论，许多地方不切实际。路线图中列出要在二年多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多的法律修订和制订，给人的感觉是急功近利和敷衍了事的思想在作祟，与一向的行政效率低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政府也许太过于高估能力、低估改革的难度，让社会对改革的成功与否存在很大的疑问。事实上，对一些该要认真去推动和居民十分关心的改革又是一笔带过或只字不提。例如对民间十分关心的建立高官问责制问题，线路图中只提出“官员问责制度及决策能力的提升是改革”的焦点，但却没有订出时间表。
    要提高施政水平，只有加快行政改革。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提高适应外部变化的能力，提升施政效率、公共行政执行能力和公共行政决策力。很重要一点，政府要确保公务员队伍中的精英分子不流失，以及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吸纳机制，吸收更多的社会精英分子进入公务员队伍，从而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同时要保证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性，以及提升整个公务员队伍的战斗力，保证政府具有足够的决策力、执行力和管理能力。要加强内部的行政管理改革，提高施政透明度和行政效率。加快推行官员问责制，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增加官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正形成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保障公权力有效行使。